我国越来越意识到那些短平快的、拿来主义的东西现已走到头了，而这是最好的机遇。

　　本文经授权转自《晚点LatePost》（ID：latepost）；作者：程曼祺，修改：宋玮。

　　李泽湘喜爱爬山步行，最极致的一次是 53 岁时，他在 38 小时里走完了 100 公里山路。

　　他是大疆董事长，曾在大疆树立第二年，团队走到只剩一个出纳的困难时刻给汪滔出资，帮汪滔从头招人。他深度参加刻画了这家现在估值超 1600 亿元的全球无人机霸主。

　　在于 2014 年主张东莞松山湖机器人工业基地后，李泽湘还证明了自己有成批仿制立异的才干。在诞生于这儿的 60 多个科技公司中，15% 已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包含做扫拖一体扫地机器人的云鲸智能、做物流仓储机器人系统的海柔立异和商业自动驾驶范畴的希迪智驾等。

　　再往前，李泽湘自己也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他于 1999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下称港科大）任职期间创建了固高科技，固高是现在我国商场份额最大的运动控制器供货商。作为一种工业机器人和高端配备都需求的中心器材，控制器的销量和技能水平必定程度上可指示制作业展开情况。

　　但李泽湘最想攀爬的山峰却不在这儿。在把更快取得成果和财富作为干流寻求的国际里，李泽湘最介意的不是一个或十个公司的成功，他偏放下了这些更易摘取的果实，将精力投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最难、最慢的路上：教育变革。

　　李泽湘自己是我国上一次严重教育革新，康复高考的受益者：1978 年，原本或许在校办工厂当车工的李泽湘应届参加高考，并在大一下学期被选中留美。当去程的飞机从北京升空，跳过我国的田野，舷窗下黑乎乎一片，看不到现在的万家灯火。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拿到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李泽湘又一路在伯克利完结硕士、博士学业；在 MIT、纽约大学作业并取得教职。1992 年，他回国参加了其时刚树立的港科大，任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下一任自动化技能研讨中心主任。

　　在港科大的开端几年，李泽湘的教育方法并无特异，但创建固高后，他发现试验室的大都学生去了硅谷和华尔街，他们既无才干做工业立异，更无此种志趣。

　　李泽湘开端寻觅一种更符合工业需求的工科教育方法，他后来将之概括为 “新工科” 教育。

　　李泽湘以为，新工科教育应该培育 “能用科技发明新东西的人”。这个方针背面有一套微观局势判别：我国终将竭尽人口盈利和后发优势，从能够抄作业的追逐者变为要自己写答案的领跑者，这需求实在的立异才干。而能用科技造新东西的人——他们或许是创业者或传统工业的变革者，将不可或缺。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疆、云鲸以及松山湖基地的许多项目，其实都是新工科教育的延伸。李泽湘需求验证新工科思路培育出来的学生能否实在在工业中发挥作用，这些公司的展开，反过来又能为优化新工科供给数据和阅历。

　　但比较更易出作用的科技公司孵化，新工科教育本身的展开却并不顺畅：2004 年至今，除在港科大实践外，李泽湘还和哈工大（深圳）、广东工业大学、湖南大学等多个高校翻开协作，方法从开设新课程，到协作试点班再到做联合学院，程度有加深，规划有扩展，但大都项目没能持续下去。2010 年，李泽湘也曾参加南边科技大学的筹建，但一年后，他和其时同为港科大教授的励建书、李晓原一同宣告公开信《要变革，不要标语》，称与南科大校领导教育理念不合，宣告退出。

　　屡次受挫后，60 岁的李泽湘又开端了新计划：他主导筹建的 “深圳科创学院” 将在本年 9 月接纳榜首批学生。这是一个深圳市政府支撑的、独立于已有高校系统的新渠道，李泽湘对此抱有很大期望。

　　人能展示如此的耐性，多少与使命感有关。李泽湘 1961 年出世，成长在村庄，物质日子匮乏，但精力强韧。他承受并内化了其时的教育企图刻画的价值观：个人应有逾越本身的更庞大寄予，比方有利团体、报效祖国。这种内化是一种挑选。在和李泽湘一同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居海外的常识精英中，不少人做出了其他挑选。

　　从 2014 年起开端深度参加出资李泽湘孵化项意图明势本钱合伙人黄分明描述，李泽湘有赤子之心、接地气：“背一个很破的双肩包，白衬衫、工装裤，像一个教师傅，不像科学家。”

　　图注：本年夏天的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科创训练营中，李泽湘（右一）和同学们一同步行。

　　本年 6 月，《晚点 LatePost》在东莞松山湖机器人基地采访了李泽湘，他议论了科技创业、教育变革，他对工业机遇的洞悉和他的人生阅历。

　　上世纪 80 年代，在伯克利肄业的青年李泽湘亲历过发生在旧金山湾区的上一次立异替换。那时，钟摆从美国政府、戎行赞助的半导体、网络等根底技能研制摆向了车库里的极客和沙山路上的危险出资家主导的个人电脑与互联网革新。消费互联网商场由此被翻开，半导体公司的 “老硅谷” 过渡为互联网新贵的 “新硅谷”，一个个姓名闪烁的大公司从此兴起。

　　现在，我国则在阅历钟摆的反向运动。在全球化分工被部分阻断后，我国信息工业显露了昌盛之下的衰弱根基。工业重心由此改动——从使用层转向根底层，从消费侧转向供给侧。拿来主义、功率至上、短平快的干事方法也需求转变为注重原创、长时刻投入和对不确定性与失利的承受。

　　李泽湘信任此刻局势不错，他说回望曩昔几百乃至几千年，没有比现在对我国更好的时刻。他现已找到了自己的山，还想帮更多年轻人找到他们的山。

　　十年前，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出书，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国际会好吗？》。敏锐多思，长于内观的哲人有他的答复。而李泽湘这类心思在于实干的 “工程师型教育者” 供给了他的版别。

　　《晚点》：你致力于做新工科教育和孵化硬科技公司，这套主意和做法是怎样构成的？

　　李泽湘：最开端是由于做自动化和机器人，不能老待在试验室，有必要到实践中找问题。但我国那时又没这个工业，所以自己出来兴办了一家公司，便是固高。

　　那时就发现，传统学生来创业只能死路一条。其时的学生，十几二十个悉数去了美国，去了硅谷、华尔街。

　　04 年我觉得首要要处理人才的问题，所以在哈工大深圳研讨生院兴办了自动控制和机电工程学科部，培育了一批学生，他们参加了固高的产品研制和后边大疆的重建。那时开端渐渐了解，究竟什么样的学生和教育能做这件事。

　　《晚点》：近些年也有一些教授创业者，比方参加诺诚健华的施一公和商汤创始人汤晓鸥。他们是把自己的作用用到一家公司，但你如同不满足只做一个公司。其时你为什么不持续做固高，做成西门子、机器人四咱们族这类工业巨子？为什么必定要做教育变革和公司孵化？

　　李泽湘：这些东西都是特定环境下展开起来的。咱们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年应试教育很难培育出这么多人才，教育跟工业需求是脱节的，就很难出工业巨子。

　　我首要是一个教师，我看到这一点，所以有必要探究变革方法。但这些方法最终要经过实践查验，看学生学的东西对创业是不是有用，要完结一个闭环。这便是松山湖基地的功用：一方面孵化一批科技公司，推进工业展开；另一方面把从这儿得到的对人才的要求反馈给校园，展开新工科教育，使两者相互匹配，相互促进。

　　《晚点》：大疆能够说是你最早的测验。它的前期展开有一些曲折，你也说到它曾阅历重建，其时发生了什么，你供给了哪些协助？

　　李泽湘：汪滔 06 年兴办大疆，07 年一切人都走了，就剩一个出纳。他的职工拿着他的东西到外面去出产出售，还要打通他的内部职工用他的设备做产品测验。汪滔想去告他，律师说 “你先拿 70 万来”，汪滔哪来 70 万？

　　我其时正在哈工大（深圳研讨生院）上课，他自己一个人很无助地在外面等了两小时。

　　李泽湘：也做不了什么。便是帮他剖析剖析问题，找些人，给他一些钱。07 年团队走光时，刚好哈工大榜首届研讨生快要结业，那批学生就帮滔把公司从头建了起来。没有后备军团，你干不了这个事。

　　李泽湘：对。咱们那个新基地。（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的三位主张人一同出资在现松山湖基地邻近新建了一个有配套产线与试验、测验场所的孵化基地。）

　　《晚点》：2012 年大疆到了一个临界点，后来热销的 Phantom 无人机现已出来，但还未引爆商场，其时你曾去硅谷见红杉本钱全球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那次有什么启示？

　　李泽湘：我去找莫里茨，便是由于那时国内出资公司都把大疆当玩具公司，而莫里茨现已写了篇文章，十分看好无人机作业和大疆小公司其时的产品 Phantom，把它当成 Apple II。咱们想和他聊，搞清未来究竟怎样走。

　　咱们问了莫里茨三个问题，他答复得十分好。榜首个问题是 “我国公司能不能做品牌”。莫里茨说产品才是要害，只需产品好，不论来自国际哪个旮旯都能够做品牌。第二个问题是要做国际品牌应该从哪里切入？他的主张是：美国，美国硅谷，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头儿。

　　后边咱们就经过沈向洋（曾担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把一些样品给了比尔·盖茨，然后又经过莫里茨送给硅谷的科技大佬。他们玩起来了会影响他的公司，他们公司玩起来了会影响全球这个作业。

　　李泽湘：大疆的安排办理的确要完善，但要害是有没有好的产品，能不能把产品推出来。

　　李泽湘：每个公司到这个时分都有足够多资源，都能自己 figure out（处理）。

　　《晚点》：在你前期参加孵化的公司里，还有另一家与大疆一同期的比锐，它是做半导体设备 “焊线机” 的，这家公司最终失利了。

　　李泽湘：比锐有 8 个创始人，力气很强。它做的焊线机相当于半导体封装范畴的光刻机 [1]。比锐是我国榜首个做出 LED 焊线机的公司，客户拿着钱来等。

　　失利了，一是由于要害时刻几个创始人吵架；二是比锐其时既做中端机也做高端机，一同开两条阵线是学生创业简单犯的一个过错。其实固高开端也就做了一款产品，必定要让一款产品进入商场完结闭环了，你才去做第二个。

　　李泽湘：其时咱们融了一轮，那是最惨的一轮。咱们对条款不熟悉，在最终签协议时，一个工业出资方加了一条创始人回购条款。我是董事，董事长是其他一个教师，办理是几个学生。后边学生走光了，出资方就让我一个人回购。以免牵扯不清，我就回购了。好几千万，用的仍是大疆挣的钱。

　　后边一切团队咱们都不再签任何对赌（出资协议）。张峻彬（云鲸创始人）其时要对外做榜首轮融资，有个出资方必定要对赌。最终咱们几个教师又掏钱领投，再顶了他一轮。

　　《晚点》：松山湖基地看起来正企图成批制作 “大疆”，直接从学生开端培育硬科技公司创始人，但真的有这么多人合适创业吗？

　　李泽湘：许多同学仅仅对创业不了解。今日咱们孵化了 60 多家公司了，成活率大约 80%，独角兽或准独角兽有 15%。

　　就像走夜路，你一个人会很惧怕，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同，然后再给你一个手电筒，一个打狗棍，你就不惧怕了。咱们也在招引更多人，不断把走夜路的阅历传递给他们。

　　李泽湘：现在一批公司都在起来，不见得都多大。能看清方向，知道怎样安排资源处理要害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晚点》：你的点评规范最终仍是落在人上，看这个创业者有没有成才，很像一个教师看学生。

　　李泽湘：由于从这么多比方来看，创始人起来了，后边的产品、商场、成果都是跟着来的。

　　《晚点》：你做新工科教育，孵化科技公司，意图是推进持续增加。但现状是，AI 等新技能的落地速度不如预期，全球经济增加放缓。你觉得还会出现像大航海年代、工业革新、全球化相同，吸收许多出产力诞生许多新需求，一同带领人类上一个大台阶的机遇吗？

　　现在我国人均 GDP 一万美金，后边还有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呢！美国从一万美金到今日七八万美金，有多少立异？我国之外，非洲公民、印度公民，人均 GDP 多少？

　　李泽湘：互联网仅仅很小的——就像当年真空管出来，全社会都觉得这是最巨大的东西，但后边还有三极管，有集成电路。

　　李泽湘：多得很。比方自动驾驶、智能制作。在 C 端会有许多机遇，一切人的衣食住行都会发生底子改动。

　　李泽湘：你不要把无人驾驶当作很终极的东西，这个进程中现已有许多技能在商业落地，比方 autopilot（巡航功用）、自动公交、才智矿山等。

　　《晚点》：你去年在一篇文章里说未来是 “机器人年代”，硬件产品的商场规划会大迸发。在此前的互联网展开中，许多盈利是被软件环节取得的，如操作系统和各种使用，未来时机遇倾向硬件吗？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未来形状是怎样的？

　　李泽湘：今后的产品都不仅仅个硬件，它还得有软件、有数据、有智能，然后使用各式各样的云、通讯，把这些技能交融起来，最终处理人的需求。

　　李泽湘：谁都没方法猜测下一个渠道是什么，你只要把一套立异方法、教育和生态树立起来，打造好，才会连续出来你现在无法猜测的东西。就像硅谷、以色列、深圳。

　　李泽湘：要害看执政者怎样做。香港当年为什么错过了一些机遇？香港政府官员都是秘书身世的、学英语的。董建华年代找田长霖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 [2]，但没有人知道怎样落地。

　　《晚点》：你也在和不少当地政府协作，比方在长沙市的支撑下做自动驾驶工业，为什么政府的人物不可或缺？

　　李泽湘：比方自动驾驶需求测验场，测验场不是你写一个 APP 就搞定了，也不是一个草创公司乃至一家车企就能搞定。

　　这是整个城市的新形状——才智公交、Robotaxi（无人出租车）、才智码头和才智矿场——在技能外，还牵涉法规、城市办理和老百姓的承受度，乃至你还得为作业供给人才。你就得和能了解新东西并且有气魄的当地官员交流，怎样一步一步把工业建起来。

　　李泽湘：它也有从上往下的。当年二战和朝鲜战役时，对真空管以及后边的三极管有很大需求，美国政府支撑的一些科技公司都布局在硅谷了。DARPA （美国国防高级研讨计划局）也把曾经支撑东部校园的经费倾向性地给了斯坦福、伯克利。斯坦福工学院院长 Terman [3] 把他在哈佛掌管电子试验室时的学生、教师都招到斯坦福来。这是一个政府、军方、高校、企业、本钱多方互动发生的生态。

　　李泽湘：Vannevar Bush 在二战前给罗斯福写的陈述里说，二战不可避免，它将是一场科技之战，美国有必要会聚力气为二战做预备。这才有了 Manhattan Project（曼哈顿计划，研制了），MIT Radiation Lab（麻省理工放射试验室，林肯试验室前身，研制出了雷达）和国家试验室系统。二次大战完毕了，Bush 又写了 Endless Frontier [4]，树立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Bush 是 MIT 工学院院长，后来做了卡内基研讨所所长，硅谷之父、信息论之父和数控机床之父都是他的学生。

　　他影响了全国际，也影响了我国。李政道 80 年给做的最重要一个主张便是树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没有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咱们还在黑暗里探究咧。

　　《晚点》：方针环境外，咱们能够聊一下本钱环境。现在红杉和高瓴都是你们基地的天使基金的出资人，和红杉沈南鹏、高瓴张磊触摸下来，你觉得他们作为我国顶尖出资人，对出资科技有什么考虑？

　　开端这些公司，比方云鲸起来时，我让他们注重一下，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重。其他基金都投了，他们才开端注重。做硬件的对出资界来讲仍是一个盲区。

　　《晚点》：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已是相对抢手的出资赛道。还有哪些咱们仍未触及的盲区吗？重要，但咱们没往里掏钱的范畴。

　　李泽湘：卡脖子的都重要，可是没人乐意做。这是个很长的链条，比方 ASML [5] 的光刻机是芯片制作的一个中心，芯片封装环节需求焊线机，前面规划环节需求 EDA [6] 软件。

　　用来出产光刻机零部件的机床（作业母机） [7] 也很要害。大飞机、高铁、电脑、手机、芯片都需求机床，任何一件东西都离不开它。作业母机没了，或是做欠好，一切工厂都动不起来。

　　现在我国能做一般精度的机床，但精细的、高端的机床，全球就日本、德国、瑞士，那么两三个国家能做。我国用来造高铁、飞机的高端机床都是引入的，并且只能用在特定用处，它给你全球确定，你去加工其他东西立刻报警。你进口，他人也不卖你好的，一向这样，“巴统” [8] 里就有。

　　《晚点》：其实芯片出资已显着变热，为什么机床——作为制作机器的机器，它的重要性很显着——仍是相对冷门？

　　李泽湘：由于商场规划也不大，几千个亿。并且它跟教育、人才和整个工业文明密切相关，需求几十年，乃至几代人一点一点去做。

　　李泽湘：一向都有投，从第五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快 50 年了，每个五年计划里机床都是中心之一。几年前有一个 04 专项 [9]，投了几百个亿来做机床，但专项完毕后，咱们跟国外的距离没有缩小。

　　一是机制问题。咱们的机床厂大部分都是国企：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后边变民企了、昆明机床、秦川机床、一重、二重等。国企变革深化到这个范畴就没能往前走了。这种项目，你支撑三年四年是不行的。民企也有那么几家，但民企不或许会聚那么多人才。

　　二是曾经咱们有许多机床研讨所，改制今后都变企业了，跟它配套的东西就取消了。

　　李泽湘：便是苏联系统打破了，但新系统没树立起来。咱们一些大学的教育方法太陈腐了，学生上那么多课，仅仅考试，他不知道怎样把常识跟实践结合，他学的数学也太陈腐了。

　　《晚点》：1986 年，你在伯克利取得硕士学位后曾回国过一次，写了一份 “变革主张书” 递交给了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前身），主张书的内容是什么？

　　李泽湘：便是咱们在伯克利的一批我国留学生想办一所新大学，一所研讨型大学。那时我国大学根本上不做（前沿性）研讨，留学生回来都散到遍地去了，做不了什么东西。

　　《晚点》：你 1992 年回国，其时你在纽约大学已有教职，没想过留在国外展开吗？

　　李泽湘：由于香港要回归了，又要办一所研讨型大学，这不便是咱们想做的事吗？那时在大陆建一个大学的条件不老练，港科大或许便是几代留学生主意的集大成了。

　　联大时，人文、理科会聚到昆明，几个校园脑瓜子磕碰，文理方面许多产出。但工科受了影响——设备丢了，人丢失了，包含方才讲的 Bush 的最有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顾毓琇，钱学森、吴健雄都上过他的课，另一个是李郁荣，后边到 MIT 当教授了。

　　然后是建国后学苏联做院系调整。原本大学学科要穿插，但苏联是工科便是工科，理科便是理科，没有穿插就没有根底了。学工程的没有数学、物理，怎样做？

　　这套系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革新（十月革新）后，苏联要生计，要展开重工业。方法便是快速培育化工、钢铁、火车等专门人才，树立莫斯科钢铁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它其时山寨欧洲工业革新作用，作用很快，在二战前就树立起了现代工业系统，但这并不是为培育立异人才规划的 。

　　《晚点》：但后来你是不是觉得研讨型大学也和培育创业人才不兼容了？——2018 年，为了更专心做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你从港科大停薪留职。

　　李泽湘：研讨型大学形式也在改善，但和新工科仍不相同。我国未来靠什么？民工盈利、人口盈利已快速消失，咱们未来靠的是工程师盈利、创业者盈利，但大学并没有做好预备。尽管国内大学遍及有创业中心，有应战杯等创业大赛。但上一门课、有个 BP（商业计划书），或参加个大赛、拿个奖，到此为止了。由于校园创业教育现在遍及是第二课堂，没有进入正常培育系统。并且教师的工业阅历很少，这样你教出来的学生，他能创好业吗？

　　咱们的课程也太多了。美国本科一学期四门课，30 门课结业。你知道咱们工程本科要上多少门课吗？70 多门，学分遍及在 170 多分。灌注式教育难以培育出创业者。

　　李泽湘：由于这套系统短少顶层规划，或者说它是一向连续过来的。在教育部下面有许多教育辅导委员会——根底课程的、专业课程的、人文课程的。每个委员会都想把它觉得最该学的常识放到里边。就像你去店里抓中药，你担任当归，他担任其它的，每个人都想加一点份量，最终就越来越多，学生从早到晚忙于上课。

　　CMU 在 90 年代做过一个盯梢研讨，发现学生课上的越多——每学期多于 4 门，后边成果就越差。咱们也做过盯梢研讨，有些学生三、四年级来参加训练营，咱们觉得还不错，但（他们读研后）几年后再去跟他们交流，发现现已完蛋了。由于他去读研，就得做教师给他的问题，教师给的问题首要是为了发论文或协助教师的职称，他无法做自己感爱好的作业。

　　李泽湘：科创学院只发证书、不授学位。它的方针很清晰，便是探究 “新工科” 教育，培育硬科技创业者。

　　详细方法是和高校与企业联合培育，咱们与顶尖高校组成大学联盟，学生有一年在科创学院上课，但也能够取得咱们协作大学的学位。咱们也和企业协作，由于你需求去实在场景找问题，知道怎样发现需求；对好的项目，企业还或许出资。

　　李泽湘：那必定的，其实科创学院便是一个学位和创业能够兼得的计划。当然他不要学位，也能够挑选咱们的独立培育方法。咱们还有全额奖学金，包含膏火、住宿费。研讨生、大三、大四的高年级本科和现已结业了的人都能够报名。

　　这边的师资很强，咱们的教师不只做科学研讨，还有在工业作业的阅历，有的还自己创过业。

　　假如在一般高校，周围是没有创业气氛的，都是出国、考研的，咱们能够供给一个小生态，咱们聚在一同相互支撑。

　　《晚点》：松山湖基地，包含你现在做深圳科创学院，我了解都是在培育硬科技公司创始人。不过你也说到过，光有创始人还不行，整个硬科技工业展开还需求更多高级技工，你曾撰文介绍过德国、瑞士、奥地利的 “双元制教育” 阅历，便是在讲这块，它其实是一部分学生去研讨型大学，大部分学生去高级职校，十四五岁就开端实习。国内现在对这种双元制教育有什么测验吗？

　　李泽湘：昨日咱们就在跟深圳作业技能学院交流，他们对这套新工科教育十分感爱好。我就和他们谈，是不是把立异和双元制教育结合起来。咱们会建一个新学院，有空间渠道和经费支撑，咱们帮他做顶层规划，培育教师，导入一些课程。

　　李泽湘：你要的不是高分学生，是一些有爱好、喜爱着手和折腾的学生，这些学生考分也不见得很高。

　　《晚点》：其实在教育变革上，从 2004 年以来，你就连续做过多个项目，包含港科大的机器人大赛课程，与哈工大深圳研讨生院协作的新学科部，再到后来与广东工业大学等协作的粤港机器人学院，你还参加过南边科技大学的筹建，现在又在做深圳科创学院。为什么许多东西都是有一些展开，但后边又没有持续推进？

　　李泽湘：由于这些东西都十分新，跟本来的系统有矛盾，越往前走约束越大。等于有一个黑洞，你在旁边做一些与它不符合的事，小时还好，等大了，它的拉力就越来越大。

　　所以就要不断地试，试了就知道必定情况下你只能做到哪一步，然后再调整边界条件，从头做得更好。所以现在科创学院便是一个全新渠道。

　　《晚点》：你 2011 年从南科大退出时，和港科大其他两名教授，李晓原和励建书一同发了一封联名信《要变革，不要标语》，登在《南边周末》上，指出了你们看到的问题，并宣告一同退出南科大筹建。为什么要用这么剧烈的方法？

　　李泽湘：由于咱们对教育变革的呼声很大也有许多噱头，所今后边咱们三人经过稳重考虑，期望对教育变革应该变革什么方面，要有一些根本知道，而不是一些比较误导性的标语。

　　《晚点》：其时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表明，你们出走是由于和深圳市政府薪酬没谈拢，是这样吗？

　　《晚点》：你的教育变革测验现已挨近 20 年了，你们能给工业运送人才了吗？比方你此前说到的卡脖子的高端机床。

　　李泽湘：对固高、李群（李群自动化）这样的配备和机器人公司有一些。但机床的整个立异系统，现在人才还不行，它的深度要求蛮强的。

　　李泽湘：现在也难说，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乐意学工科。这不是时刻长短问题，是系统问题。

　　郑教师（郑泉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教授 ，我国科学院院士）在清华办钱班（钱学森班）时，做了个调研，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清华学生到四年级了都很苍茫，不知道要做什么。

　　李泽湘：立异需求敞开的、多元的、磕碰的环境。教育也要多元化，你不能从清北到职校都用一套衡量规范。Single metric（单一目标），所以出来的人就千人一面了。

　　李泽湘：高考。没有高考我或许便是在校办工厂当个车工，那作业后边还被校长儿子占了。由于其时规则每家能够留一个小孩儿不下乡，条件你得有作业。但后边立刻就能够高考了。（1977 年 10 月，我国康复高考，1977 年冬和 1978 年夏安排了两场全国高考，李泽湘参加了 1978 年夏日高考。）

　　李泽湘：还好，由于咱们不像老三届，他们下了七八年乡，好不简单有这个机遇，那是起早贪黑。咱们横竖还算刻苦，之前初中便是玩，高一才开端读书。咱们镇上中学最终考出去两个应届生。

　　《晚点》：你 1978 年考上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前身之一）后，大一第二学期就去 CMU 了，那会儿本科留学生很少。

　　李泽湘：其时美国铝业公司在 1978 年拜访我国，是榜首个来访的美国财团，我国很注重，招待蛮周到，他们走时就提出给我国两个大学生奖学金，三个拜访学者名额。大学生就在冶金部的三个校园，中南、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和北钢（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找了两个 78 级学生。

　　N 年后我找到其时的教务处长，问他当年怎样选的，他讲了几个：高考的成果、榜首学期的成果、面试体现。有一点让我蛮惊奇，他们还看这些学生是不是中学教师的小孩。我爸是中学教师，我妈是小学教师。由于那时咱们都不读书，连教材都没有，你要学点东西，或许便是爸爸妈妈能在家里教一点。

　　李泽湘：对现代社会的感触必定是一个改动。咱们到北京才榜首次坐小汽车，榜首次穿皮鞋。从北京去美国，中心经过日本，两个小孩都没手表，一个华裔把自己的手表扒下来给咱们戴。

　　北京晚上黑黑的，（飞机）下面没有灯；到洛杉矶，看到小汽车哗啦哗啦的，觉得在外星球。

　　《晚点》：在 CMU，包含后来在伯克利、MIT 等地的校园日子给你什么影响？

　　李泽湘：伯克利对我国际观的改动应该是最大的，相等、自在，咱们喜爱评论、争持。伯克利是最没有威望的。

　　其实在 CMU，便是会考试，并没有真练出着手才干。实在学会怎样学东西是在伯克利。其时一门数学剖析课对我影响很大，训练了推导问题的逻辑，今后做什么作业你都能用一套逻辑思维来考虑。

　　《晚点》：那你在 CMU 有苍茫感吗？相似你说到的清华大四学生仍不知自己何而学。

　　李泽湘：当然你不能太笨了。第二个，你能坚持，你知道怎样能有一套方法论自己把问题处理。

　　李泽湘：匮乏跟喫苦。咱们家庭身世欠好，从县城下放到乡村，读高小最终一年去了镇上。住在五六户人家的山里，自己放牛、砍柴、挑竹子、煮饭，各式各样的农活，12 月天打着赤脚下田赶鸭子，踩下去等于踩在冰上，那时也就六七岁。其实跟我哥比起来我要好许多，我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下了八年乡，他们首要是精力的苦闷。

　　《晚点》：你学生说你很喜爱曾国藩，他也是以坚韧出名。但他们做洋务运动，最终失利了。

　　李泽湘：曾国藩的确对我影响很大。他们的尽力和失利给之后变革敞开一些经验。洋务运动最开端以官办为主，踩了许多坑。变革敞开时，首要便是支撑、鼓舞民营企业。

　　李泽湘：我没有感到失望。一个国家、一个集体、常识分子……你回头看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我觉得从没有一个像现在这么好的机遇。国际各国都十分推重科技立异。我国也越来意识到那些短平快的、拿来主义的东西现已走到头了。

　　《晚点》：科技过度展开会不会带来其他问题。比方你想象中的 “机器人年代” 实在到来，许多事交给机器人做，你会忧虑大部分解放出来的人就去刷抖音或去虚拟国际玩游戏吗？

　　李泽湘：（机器替代人）这个事是媒体炒作的。机器是人规划的，它处理一些现有问题。而人会不断有新要求和新应战。

　　《晚点》：你怎样看一些年轻人的状况——自称打工人，躺平、内卷；贫富距离变大，有些人觉得再怎样尽力也不能上升。

　　李泽湘：所以你要发掘一些有主意的年轻人，给他们赋能，这才干影响更大面积的年轻人。

　　《晚点》：但“有主意”的年轻人成功后，和相对平凡的年轻人如同构成了敌对。比方民众会觉得一些青年企业家的态度和一般人不相同。

　　李泽湘：企业家的醒悟和整个社会环境。现在社会对金钱、权利的推重对企业家有很大影响。比方在企业家沙龙，一家企业估值高，周围围的人就多。

　　《晚点》：你们办公室外面挂了一张珠峰攀爬图，用来比方创业进程，假如以这个图来看你首要在做的两件事：推进新工科教育和孵化科技公司，现在到什么方位了？

　　《晚点》：从旁观者视点看，你想做的教育变革很难。试了这么屡次，中心想过抛弃吗？

　　李泽湘：你做到某一步了，的确现已走究竟了，你开端构思下一个东西怎样做得更好。

　　[1] 焊线机是在半导体封装环节焊接半导体器材内引线的设备，焊线机之于封装环节的重要性相似光刻机之于制作环节，所以李泽湘说 “焊线机是芯片封装范畴的光刻机”。与其他重要半导体设备相似，全球焊线机商场也比较会集，树立于 1951 年的美国公司 K&S（库力索法）占约 60% 商场份额。

　　[2] 田长霖是闻名机械工程学家，曾在 1990 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1998 年担任香港立异科技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在 1998 年向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提交了一份规划陈述，并被归入施政陈述。

　　[3] Federick Terman，无线电和电子工程学家。他与威廉·肖克利被以为是硅谷之父。二战期间他曾在哈佛掌管研讨战役技能的试验室。

　　[4]“Endless Frontier” 指《科学：无尽的前沿》一文，宣告于 1945 年 7 月二战行将完毕时。本年 5 月在美国参议院投票经过，进入下一阶段评论的《无尽前沿法案》的姓名即取自该文。该法案旨在扶持美国新式科学和制作业研制。

　　[5] ASML （阿斯麦）是树立于 1984 年的荷兰半导体设备制作商，现在垄断了全球 EUV 光刻机的供给。光刻机是芯片制作环节的要害设备。

　　[7] 机床、作业母机指制作机器的机器，能用机器制作机器是机器大工业进入老练状况的标志之一。

　　[8] 巴统指 “巴黎统筹委员会”，该安排树立于二战后，其意图是约束美、英、法、德、意、加、日、荷兰等成员国向包含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能，其禁运名单上的产品或技能曾达上万种。

　　[9] 04 专项指《国家中长时刻科学和技能展开规划大纲（2006-2020）》列出的国家科技严重专项中的第 4 项（共 16 项）：“高级数控机床与根底制作配备”。前三项分别是 “核高基”、“集成电路配备” 和 “宽带移动通讯”。